“东阳富姐”吴英，不久前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刑事拘留；此前，在尘埃落定的“德隆事件”中，“非法集资”的魔鬼就一直如影随形。诸如此类用高额回报作为“诱饵”进行诈骗的活动近期频频落案：以赞助门球赛、秧歌舞比赛为手段拉拢感情，以高额分红为诱饵，广东茂名市君临果业有限公司在广东、广西、江西等多省市以老年人为对象，非法集资诈骗1193万余元，造成300多名受害者血本无归；2005年11月至2006年7月间，吉林佳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宋起江、总经理陈勇等人以长春佳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有好项目，做汽车内饰需要资金为名，采取3个月为一个周期，利息20%的高息方式从民间融资，共非法融资1.5亿元人民币，涉及人员达4000余人；打着中外合资企业的幌子，利用高额返利作诱饵，新疆3名犯罪嫌疑人在半年内非法集资300多万元……

    今年年初，国务院批示，由证监会牵头，公安部、工商总局、人民银行、银监会并邀请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有关单位参加，成立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协调小组。证监会表示，2007年是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关键一年。

    就在公安机关依法加大打击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力度的同时，非法集资却呈现越来越“猖獗”的态势。据新华社今年4月刊发的电文上称，安徽省公安部门统计，全省以联营入股、种植养殖为名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注册登记的公司有155家（含分公司）。这些公司募集资金的范围涉及全省17个市，其中阜阳有88家、亳州有34家，两市最为突出，募集资金的总额初步估计有10多亿元。在公安机关的打击下，安徽省全省非法集资涉众型经济犯罪快速蔓延势头有所减弱。但是，局部地区仍呈蔓延之势，目前全省从事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公司仍有102家。

    2003年以来，吉林省公安机关共立集资诈骗案件64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117起，涉案金额高达36亿元，被骗群众多达10余万人次。吉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张玉贵说：如今非法集资活动特征之一是蔓延快、涉及数额大。这些非法集资案，都采取类似于非法传销的网络发展形式，几个月的时间就在全国多个地区设立集资点，发展蔓延速度之快超乎想象。另外，此类活动跨区域性强，打击难度大。一些嫌疑人在某地登记注册公司，而在其他地方设立分支机构进行非法集资活动，根据现行法律，案件的管辖问题存在异议，造成相关地区相互推诿，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对不法活动的打击。

    尤令人担忧的是此类违法活动还滋生其他违法犯罪。很多金融犯罪本身就是多种犯罪的结果或者包含着其他违法犯罪。一些不法分子为达到目的，往往采用贿赂利诱等手段，在金融机构内部寻找突破口。有的金融系统内部职工为了不法利益，内外勾结，里应外合，与不法分子共同实施犯罪。还有的金融系统的领导，为金融犯罪活动大开方便之门，或为不法分子充当“保护伞”。由金融诈骗犯罪而引发的违法发放贷款、行贿、受贿、玩忽职守、贪污等犯罪案件时有所闻。

    非法集资的案例屡屡见诸报端，被骗去钱财后捶胸顿足的人们也理应给世人敲响一记记警钟，只是“姜太公钓鱼”的故事却仍频频发生，成为业内外人士质疑并深思的一个课题。

姜太公之战略战术

    据专业人士介绍，所谓“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的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利益等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给予回报的行为。

    解析形形色色的“姜太公”，其战术之一是“高额回报”。“特别是在当前银行利率水平整体偏低的大背景下，以高利息、高回报、低风险为诱饵进行非法集资，非常具有诱惑力。”上海银监局的一位专家说。
在近几年的“房地产热”中，安徽沿江某中等城市有一家开发商甚至以100%的回报率，让公司员工自己并组织亲友投资，筹集资金搞房地产开发。最近发生浙江东阳的“吴英案件”中，据与吴英接近的人说，吴英所借贷的钱利息，高的则达年利率13%。

    而经过数次上调后，目前，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不过区区2.79%。中部地区一位基层银行界人士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非法集资的利率达到20%至30%的十分常见，最低的也在10%以上，最高的可以超过100%。

    战术之二是组织化和专业化强。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的多数企业都有严密的组织和实施计划，从法人代表到市场部部长都有明确的分工，按其计划实施吸储，并有专人以讲课的形式进行宣传鼓动。

    经查，“君临果业”2002年3月在广东茂名市成立，董事长为黄杏建。2005年1月14日，“君临果业”南昌分公司注册成立后，黄杏建指派余嘉诚、罗杰洲担任重要职务，并招聘能说会道的年轻人进行培训，充当各级管理和业务人员。在短短一个月内，“君临果业”南昌分公司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业务体系。随后，业务员频繁出入公园、老年人活动中心、门球场等地，将目标瞄准年龄在50岁以上、有经济能力的老年人。为了对老年人进行感情联络、降低其防范心理，“君临果业”经常出资组织门球赛、秧歌比赛等活动，收集参加活动老年人的电话。在取得老年人信任后，再向其推销“神龙万寿园”、“竹狸”两个项目，声称购买“神龙万寿园”股份的客户，一年期限归还本金，可从中获取8%的利润分成；购买“竹狸”的客户，每投入6000多元购买10对竹狸，年终可分红近8000元（含本金）。而在非法集资后，除业务员、业务经理、市场总监、总经理等分别按一定比例提成后，剩余资金全部汇入黄杏建指定的银行账户。案发时，仅南昌分公司汇入黄杏建账上就达327万余元。

    据称，2005年11月3日，黄杏建在山东青岛被抓获，在采访中，黄杏建对自己的骗术仍迷恋不已：“我的公司有一整套的东西，拿到哪儿都有人相信。”

    战术之三是披上合法的外衣，营造耀眼的光环。这些公司集资手法不停地花样翻新：有的打着“林权流转”、“生产绿色食品”旗号，钻政策空子搞非法集资；有的以“购买入股、快速分红”为幌子搞非法集资；有的借用传销手段，签订经销合同形式搞非法集资；有的不断变更名称和经营地址逃避打击。公司往往拥有厂房、生产线，甚至还生产出产品，往往让普通群众辨别不清，容易上当受骗。

    一些非法集资公司甚至堂而皇之地打出“政治牌”。安徽省公安机关在打击处置过程中发现，很多非法集资公司的墙上挂满了公司老板和当地领导的合影照片，宣传册上印着领导视察公司的大幅照片，为自己的头上笼罩上一层“政治光环”，极具欺骗性。如安徽省公安机关破获的太和双阳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案值高达6.4亿元。这起非法融资大案之所以能前后持续近10年、涉及公众存款户6000余户，关键在于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头上的“政治光环”。在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省、市、县各级领导经常到企业视察，企业法定代表人李文彬还是当地人大代表。

    在“君临果业”的宣传册上，这家公司被评为“中国优秀企业”，公司董事长黄杏建本人也戴上了“中国优秀企业家”的桂冠。此外，黄杏建还编造了中央领导视察公司并题词和中央、省市媒体对“君临果业”进行宣传报道的大量谎言。

    愿者：吃不饱的鱼儿才咬钩？

    为何会冒着风险进入非法的渠道呢？上海银监局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指出，这其实也折射出民间资金在投向上的迷惑。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发育滞后，资金增值渠道单一。记者了解到，非法集资行为容易得逞的农村地区和中小城市，民间资金往往是以储蓄存款的形式，通过银行体系获得非常微薄的回报。“再加上征收利息税，因此，很多老百姓只要发现有更好的增值方式和渠道，就不愿意把钱放在银行里。”安徽省安庆市一位长期从事农村金融工作的专业人士说。

    据介绍，目前，在农村和中小城市的民间地下金融活动十分活跃。民间的地下金融活动往往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高利贷，就是通过亲友介绍、作保的民间借贷，年利息在10%左右，低的也有6%，都远高于当期银行法定基准利率。一种就是非法集资，这主要是一些企业，以高利率为诱饵，吸引民间资金。
“由于近年来信贷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的难度加大，因此，这种非法集资活动当前在房地产行业比较常见。”知情人士说。

    近年来，老百姓理财意识的加强，更刺激了民间资金保值增值的需求。“遗憾的是，国内的商业银行一方面大张旗鼓宣传理财知识，培育理财市场，但另一方面，只在大城市推介和销售理财产品，忽略了农村和中小城市的理财市场开发。”安徽省农村信用联社的一位基层金融工作人员说。

    这位基层金融工作人员认为，非法集资频发的直接原因固然是部分群众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投资知识欠缺，不能正确辨别合法与非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在求富心理驱动下盲目产生的投机行为，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与群众投资渠道狭窄有关”。

    “当前，大量的民间融资供需两旺，但由于缺少法律规范，民间融资长期难以摆脱‘灰色金融’身份，容易造成非法集资，给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黄百渠认为，应通过立法的方式为民间融资构筑一个法律平台，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融资行为，打击借民间融资非法敛财活动。

    黄百渠说，随着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大量资本游存于民间。由于居民进行投资理财的渠道并不宽泛，目前只限于银行存款、购买股票、基金、债券等几种投资方式。与此并存的是，广大的中小企业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迫切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民间融资显得供需两旺，形成了与正规金融的互补效应。

    “民间融资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视，由于缺乏与国家产业调控政策相呼应的当地产业政策指引，民间融资不利于当地产业结构和信贷结构的调整。”黄百渠分析说：“此外，民间融资参与者众，涉及面广，一旦发生纠纷极易影响当地稳定。”

    黄百渠建议，应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为民间融资构筑一个合法的平台，并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规范和监管，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融资行为，让正当的民间金融活动摆脱“灰色金融”的身份，光明正大地浮出水面，充分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

    法律法规缺位不容忽视

    有法律专家提出，目前造成非法集资猖獗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相关的法律界定不明晰。表面上看各部门都很重视，实际上降低了打击效率，延误了最佳处置时机。

    银监部门的职责包括对非法集资的认定、查处和取缔等工作，但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银监部门认为，目前对非法集资的定性存在着操作上的难度。按法律规定，“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目前很多集资公司都建有种植业、养殖业基地，或者厂房和生产线等实体，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对这种集资就很难定性。

    比如出现“林权扭转”的集资案，要林业厅去调查；遇到“梅花鹿养殖”案要农业部门去摸底。这一调查、摸底，多头处理，一拖就是好几个月还不一定有结论，往往就拖过了最佳处置时机。

    “非法集资”重灾区之一的安徽省亳州市的领导说，公安机关查处涉嫌“非法集资”案件，一般以行政机关的初步认定为依据。目前对“非法集资”的认定，银监、工商部门之间经常“踢皮球”，使问题积小成大、积少成多。

   非法集资涉及群众多，影响大，公安机关介入后，往往是查封扣押的资产与集资款数额相差很大，资产处置返还远远达不到群众的期望值。有的地方担心引发群体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因而主动进攻态势不够，有些领导对非法集资活动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混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民间借贷的特征，在打击处理上拿不定主意，使非法集资公司得以生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