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关于“文化”，关于“软实力”经常被提及，一座城市的历史命脉和文化气质中那些具有“张力”的软实力自然倍加引人关注。
2010年上海世博会日趋临近，配合开展的“城市最佳实践区”也已全面启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越来越具体、浓重。由此引起我的种种联想：纷争不止的上海城市历史到底该从何算起？上海众多名谓如何形成？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性格与特质究竟有哪些？
笔者对此早就不甘寂寞，试就上述三个问题谈点看法，追本溯源，解读上海软实力。

上海城市历史溯源
一个城市的历史对其文化、品质、软实力是至关重要的。
上海城市历史，大致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开埠百年说”。持这种看法者认为，上海是1843年作为通商口岸后有了租界才兴起的。“开”就是起始，就是开辟；“埠”就是聚落、城市。开埠是西方殖民者及其学者遗留下来的词汇，如果不加分析并简单地加以延用，很容易误认为上海的城市历史是他们“拓荒”的结果。更有甚者还有人说上海开埠前不过是个小渔村。按此观点，上海城市历史满打满算不过156年。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前的上海已经是我国“东南壮县”。从行政级别来看，当时的上海县城已是“上海道”的治所，管辖苏州府、松江府和太仓州，州、府之下才是县，级别不低。有人研究当时的上海，其规模虽然不及北京、南京、苏州、广州，但也可排进中国城市前20名，约在成都、福州之下（见《上海通史》第一卷总序）。不可否认，上海在1843年“开埠”后经济快速发展，但更为重要的一个历史事实是：上海是中国人自己创建的城市。
第二种，“建县700年说”。十几年前曾有报道说要筹备纪念建市700周年，为此拓宽了丽水路，筑起一个钢筋水泥“坊”，还说届时要邀请海外华侨及国际友人云云。原本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戛然而止，说是许多人反对，但那座不伦不类又不好看的牌坊至今仍矗立在丽水路口，成了那段“喜剧”的见证。
第三种，“上海地区说”。也就是说只要发生在当今上海行政辖区内的历史都属上海的历史。其道理与凡是发生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历史都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一样明白。譬如治所在当今松江区的华亭县，建县已有1347年。唐天宝十年划海盐北境、嘉兴东境、太仓南境建华亭县，这是上海地区也是上海城市历史的一件大事，也是吴淞江古道以南所有其他县级行政区的“母体”。700多年前上海建县时，就是从原华亭东北划出5个乡作为辖境的。唐天宝五年青龙港建镇，也是上海城市史上另一重要事件。上海一直以来是以港兴市的。当年的青龙港是上海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对外商港，距今1352年，她建镇比华亭建县早五年。那时，青龙镇的人口不少于华亭县城，经济总量也远超华亭县城，据《宋会要辑稿》，青龙港一年的税收超出华亭全县近半。熙宁十年(1077年)，青龙镇的商税为15879贯，而华亭县城仅为10618贯。青龙镇鼎盛时有36坊、22桥，船帆云集，市井繁荣，经常有中东、红海地区的商人造访，镇里还有城隍庙，显然一个大市镇的架势。历史上许多名士名家来过或住过青龙镇，留下许多骄人的名篇佳作，如梅圣俞的《青龙杂志》与《青龙海上观潮》，白居易的《松江观鱼》，皮日休的《沪渎》，苏轼、苏澈、张先均的《醉眠亭》诗，范仲淹的《吴淞江上渔者》，司马光的《淞江渔者》，赵孟的《谒青龙文庙》二诗等等。应熙在《青龙赋》中赞扬青龙镇：“龙舟极海内之盛，佛阁为天下之雄”，足见当时的青龙镇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大书画家米芾作过青龙镇的镇监（镇长），并留有遗作墨宝。或许有人会问“镇”算不算城市？著名的中国城市历史专家熊月之与张生合著的《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6）》一文中提到，“江南市镇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备受关注”。还提到台湾史学家在这方面的成就。
华亭建县、青龙建镇，距今都有1300多年以上，上海地区的城市历史绝不是如一些人所想象，是在开埠后的100年才横空出世的。我觉得把上海城市历史定格在1300多年是恰当的，比附近已有2500多年历史的苏州还年轻许多。
上海地区应该说还有更久远的聚落、市镇。在现今上海境内出现过的最早的县名有海盐县、前京县、胥浦县。有的已陷入杭州湾海中，有的时代久远难考其详。据记载早在战国时期吴王阖闾在当今闵行区纪王镇西南“邬城”巷附近筑有南武城，又称坞城或邬城，距今2500年，可惜如今坦然无存。南武城是上海地区见于史籍记载最早的地名，但她是某个行政建置的治所，还是聚落、市镇，抑或只是军事城防，已经难于考证。邬城和纪王这两个地名多少给我们传达了一些2500多年前十分宝贵的“记忆”。

上海种种名谓的由来
地名不仅仅是具有方位范围的地理实体，还包括太多的历史记忆和地域文化。下面介绍的几种名谓都是在当今上海所处方位和行政辖区范围内的。
“三江”，这是上海地区的古称。《尚书·禹贡》第一次提到“三江”，指的是从太湖流经当今上海地区、而后入海的三条古水道。多数人认为是指：娄江、东江、松江。娄江东北向，流入海，宋代以后很少人提及，元时上海地区的娄县，嘉定的娄塘等地名与这条江有关；东江、东南向，注入杭州湾，早在唐朝就湮塞。今只存松江，即现今的吴淞江，上海段叫做苏州河。“三江”这个称谓当今国内很少用，但在海外不少国家的上海籍地缘组织（同乡会）叫三江会馆、三江会所、三江同乡会的并不少见。早在清同治年间，日本长崎的上海籍华侨在兴福寺内设“三江祠堂”，后改为“三江公所”。新加坡“三江同乡会”是当地很有影响的侨团，以上海人与江、浙人为主，闽、粤两省籍以外的华侨基本都是这个组织的群众基础，会长水铭章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前年我访问旧金山时，当地的三江会馆把旧金山市和湾区的上海老乡聚集在一起与我们座谈，席间气氛很热烈，对上海今后的发展，问长问短。
“沪”，是上海地区比较早的称谓之一，源自一条叫沪渎的河流，即吴淞江入海的最后一段江河，西起唐代青龙港，东至大海，是一段不算长的河流。唐朝著名诗人皮日休有诗云：“全吴临巨溟，百里到沪渎……”。“沪”字的本义为一种捕鱼工具，“插竹列于海中，以绳编之……潮上即没，潮落即出，鱼随潮碍竹不得去……”，“渎”本义指独自入海的江河。其实沪渎之名最早出现在西晋，到东晋，吴国内史虞潭曾在滨海的沪渎河边修筑沪渎垒的军事防御工程。在此曾发生过一些战争，沪渎垒之名屡见于史书，古址就在现今青浦区白鹤镇旧青浦西边。
“海上”，源自明代弘治《上海志》：“地居海之上洋”，颇为费解。
“云间”泛指吴淞江古道以南地区，源自西晋文学家陆云的“云间陆士龙”，陆是今松江人。上海地区有云间路、云间第一桥、云间第一楼、云间九峰等种种称谓均源于此。
“上海”这个称谓的出现比较晚。据《宋会要辑稿》，公元1008年至1023年有个叫“上海务”的政府派出机构，位于上海浦岸边，主要管理征收酒税与泊船河运。宋绍熙四年至咸淳三年（公元1193年～公元1267年）在上海务基础上建上海镇，后设市泊司，成为长江下游糟粮转运北上的枢纽而逐渐繁荣。公元1292年元朝划华亭东北长人、高昌、北亭、新江、海隅5乡、26保建县，县治设在上海镇，隶松江府。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设立上海特别市，自此上海第一次成为市名。上海因浦而得名，而务，而镇最终成市。上海浦后来汇并进黄浦江。上海浦另有个姐妹河叫“下海浦”，而今也不见踪影，只在虹口区唐山路昆明路交界处，近提篮桥留下一个“下海庙”。
“申”是上海的一个别称。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君子之一楚国贵族春申君黄歇屡建奇功，最后被封于吴墟（今苏州），包括当今上海地区，都在其封地范围内，由此而得申城之名。春申君游学博闻，有胆识又有机智，还好善乐施，名满天下，一生经历丰富多彩，留有许多动人的美丽传说，其中之一，就是黄浦江的开凿者。明代画家“华亭派”代表董其昌，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松江人，一次游黄浦江，画了一幅画，在上面题词称“黄歇之浦”。黄浦江的正式名谓，变过几次，先黄歇浦，后黄浦，再后黄浦江，始终离不开“黄”字。此江有不少别称，或叫春申江，或春江、申江等等，始终与春申君联系在一起。史学界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主要理由：在宋之前找不到佐证，黄浦江